的确，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正如娶妻一样，是否“入得厅堂”、光彩体面，亲友尽知；而是否“下得厨房”、体己贴心，只有长期身处其中方能体会。
形象VS内涵
宽敞的马路、高大的立交桥、华丽的政务中心、达到国际顶级赛事标准的体育场馆、白天绿晚上亮的城市景观……这并不是某一座城市，这几乎是我国当前所有城市的范本。千百年来风情各异的景象已不复存在，经过再造的城市全部似曾相识。当然，也有些有“个性”的――挖一个人工湖，造一条仿古街。然而，城市毕竟不是用来看的。
“宽马路、大立交占用了大量宝贵的建设用地，用来满足景观形式上的需要而不是交通功能的要求。更有甚者，宽马路阻断了城市支路的相互连接，使城市交通的‘微循环’全面断裂，马路两侧联系不畅，城市空间被切割成一块块的‘孤岛’，城市功能的综合效益大大降低。”不仅如此，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指出，车行道路的拓宽，将自行车挤上人行道，与行人争道，使步行活动不再安全舒适。而建立在“以车为本”的尺度上，城市框架拉得更大更散，城市建设占地更多而使用效率降低，人口密度随之降低，导致公共交通服务效益降低，城建用地浪费。
“一些地方的规划和建设确确实实存在急功近利、重形象建设、轻文化建设的现象。个别地方政府特别强调要有城市的地标建筑，却不注重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文化的建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管理中心副主任刘佳福指出，重地上建设轻地下建设的问题近些年来显得尤为严重，“逢雨必涝，遇涝则瘫”成了许多城市常见的“雨季风景”。尽管政府部门知道城市内涝的症结所在，却很少下力气去治理，这与城市排水系统不具备马路、高楼那样悦目的展示效果不无关系。
精英VS公平
什么样的城市规划能让你满意？1000个人可能会有1000种答案。富人希望自己住的地方有山有水有会所，最好还能打高尔夫；中产阶级要求生活便利；穷人希望能解决就业，维持温饱。
“我们一直说，城市规划有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叫精英式规划，第二种范式叫民主式规划，第三种范式叫公平式规划。”唐子来解释说，精英式规划是指“政府+规划师”的规划模式，如何规划、建设城市由政府决定，规划的话语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民主式规划是指城市规划要听从大多数市民的意见；公平式规划比民主式规划更进一步，不仅要遵循大多数人的利益，更要兼顾到弱势群体。
城市规划是一种公共政策，这一观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城市规划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主要目的应该是维护社会公平。正如一位规划大师所言，无论是政府规划部门还是规划师们“为穷人们规划设计所付出的心血，一点也不应少于为富人们规划设计时所投入的一切”。然而，知易行难。在实践中，拥有“钱”和“权”的强势群体往往左右着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规划要么“跟着领导走”，要么“跟着项目走”。即使规划师颇有微词却也难悖“雇主”之意，以百姓为本的设想难以进入决策和实施阶段。
尽管城乡规划法的出台使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但我国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无论在广度、深度上都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实现公平式规划，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理想VS现实
每座城市只有6000住户，超过城市人口限额的移居到人口稀少的城市；每座城市划为4个部分，包括货场总站、食品供应站、医院和公共食堂；城市街道规定宽度为6米，住房后面是宽敞的花园；居民住在3层的楼房里……这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的景象。然而，这只是乌托邦。城市不是艺术品，不是一张图纸，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很多地方的城市规划决策是带有‘洁癖’的，这种‘病症’不容忽视。”王富海说，一些城市决策者要求城市大、新、整洁，这种洁癖使得城市太过理想化，不够温暖、体贴，没有人气。王富海认为，城市规划行业多年来一直处于理想状态。“上世纪80年代时做城市总体规划，我们采用的就是规划师对于城市空间理想的一种模式。20年以后，我们把当时的规划图拿来和城市的现状一对照，发现规划是规划、现状是现状，城市依然很乱，那些理想的功能分区格局实现的比例比较低。如果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用简化的、终极的理想形态来做城市规划，只能提供给市民一个美好的愿景，而这个愿景在复杂的城市建设的要素和机制面前，显然太过苍白。”王富海说，规划者应该能够告诉人们今年应该做什么事情，而不是提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划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