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传统工业化是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棕色化”发展，那么，经济发展新常态则意味着我国经济将步入低碳、绿色、循环的绿色化轨道。起初，植树种草、防治土壤沙化盐碱化、治理水土流失等是绿色化的主要内容。随着工业化快速推进，资源被大量消耗，废弃物被大量排放，于是污染控制和资源节约被纳入绿色化议程。传统工业化的绿色化手段，就是提高效率和加强工程治理。这样确实能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物耗、能耗和排放下降。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仍呈增速趋缓、总体恶化的态势。在“金山、银山”的诱惑下，在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的惯性思维下，很多地方靠山吃山、有水快流，最后的结果是坐吃山空、水污流断。按工业化思维定势建设的一些污水处理设施等，也存在运行能耗高、治标不治本等问题。
如果说传统工业化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使绿色化呈现碎片化，那么，在经济新常态下寻求品质增长、内涵提升的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能促使绿色化融入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互促共进、相得益彰：工业化必须是全过程的绿色化，从原料—生产过程—产品加废弃物的线性生产方式转变为原料—生产过程—产品加原料的循环生产方式，而且源头、生产过程和产出全面绿色化；城镇化必须是全方位的绿色化，不仅注重发展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地空间，而且注重城市空间格局和运行机制的绿色化，均衡配置公共资源，保障城市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运行；将绿色化融入农业现代化，应防止过度机械化、化学化（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防治土壤污染，保障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增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生态系统维护的功能；将绿色化融入信息化，则要求信息生产设施运行、信息网络构建和信息内容的绿色低碳。
绿色化不仅要融入生产领域，而且要融入制度建设和消费领域。例如，收入分配制度与绿色化密切相关。如果收入差距过大，高收入者炫耀性浪费性消费，低收入者没有能力绿色消费，就会破坏绿色、远离绿色。又如，干部考评制度需要绿色化，否则，如果唯GDP，就会毁坏绿水青山和自然资产。制度建设非常重要的一环在于执行。如果不加大对严重污染事件、规划失误、质量事故的问责，那么，再绿色化的制度也不可能带来绿色化的结果。同时，将绿色化融入消费领域也非常必要。攀比性消费、炫耀性消费、浪费性消费都是反绿色化的。勤俭节约、文明健康的理性消费才是绿色消费。应着力推动人们消费理念和行为绿色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