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的植物园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植物园的发展历史较短，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个植物园，是英国人1871年在香港建立的香港动植物公园，而创建于1929年的南京中山植物园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建设的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园。截止2016年，中国已建成195个植物园，这些植物园约有25%属于“经典类型”的植物园，即有植物引种记录，并同时注重物种保护、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和资源利用。
中国植物园联盟副理事长黄宏文在“植物迁地保护与种质资源开发利用”主旨报告中介绍，中国是世界上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有高等维管束植物约33000种。中国植物园现有迁地栽培高等维管束植物约382科，3927属，22375种，其中中国本土植物有288科，2911属，22104种（含种下等级），分别占中国本土高等植物总科数的91%、总属数的86%、总种数的60%。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引种保育的数量达到14800种（含部分种以下单位），是中国目前迁地保育植物种类最多的植物园。截止2015年，中国的植物园和树木园已经成功引种保存了中国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85%（约270种)，保育了中国珍稀濒危植物全部6459种的40%，还开展了154种植物的野外成功回归。
在三峡工程前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系统开展了库区受影响的疏花水柏枝等82种珍稀植物的异地回归；深圳仙湖植物园结合扶贫工作在广西成功开展了德保苏铁的回归；华南植物园系统开展了报春苣苔等28种华南珍稀濒危植物的回归并总结出了一套回归模式；昆明植物园成功开展了麻栗坡兜兰等6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回归。此外，中国有约10个植物园建立了数字植物园或植物管理信息系统，还建立了集植物种子库、DNA库、化学资源库、离体资源库和活体植物资源圃为一体的综合保育体系，实现了从基因-化学资源-组织-器官-个体-群体的多层次、多类型的综合保育。
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中国的植物园共开发了1514个新品种，其中502个获得了新品种权，另开发了751种经济植物和284种功能植物。其中武汉植物园培育了一系列猕猴桃新品种，并推广到国际上。在新品种培育过程中，武汉植物园还建立了植物资源收集保育、科学研究及持续利用的3R开发利用经济植物的模式。
作为重要的科普教育基地，中国的植物园每年开展各类科普活动近1000场次，近3年游客数量达1.5亿。
当目前，中国植物园界正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战略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发力，其国际影响力逐渐显现。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在华南植物园设立了中国项目办公室，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秘书处自2013年落户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大会期间协会召开的第14届会议上黄宏文再次被选为秘书长。
植物园的未来
“目前评价一个植物园是否成功的标准，更多的是以游客数量和资金支持来衡量的，而非植物收集、科学研究和植物保育，我认为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不断减少是非常紧要的问题，各植物园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应当聚焦于如何减少物种的濒危问题。”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秘书长保罗·史密斯说。
这一观点得到了印尼科学院茂物植物园植物保护中心主任迪代客·威德亚特莫科的赞同。据他介绍，建立新型植物园已被纳入印尼优先发展计划（2015-2019）和生物多样性策略与行动方案（2003-2020），他们把生态区域的概念应用于发展新型植物园，其目的是为了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有效地拯救和管理生物多样性。这一策略不仅可很好地保护植物多样性本身，而且还考虑到契合本地社区的需求。在植物栖息地进行植物多样性保护对那些地方性濒危物种会更加有效，而且，将这些目标植物就近移植到合适的植物园会更加节约成本。
据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园长彼得·雷文介绍，密苏里植物园现有植物物种数量超过17000种，为更好地保育，他们搭建了一个线上数据库跟踪记录这些物种。此外，在2012年时，植物园建立了“种子银行”来保留基因的多样性。除了园内的措施，密苏里植物园还在马达加斯加当地建立了十几个植物保育点。尽管当地物种丰富，但人们因为贫穷，并没有能力来保育这些物种。密苏里植物园就与当地在社区内合作建立学校，一边保育，一边提高当地孩子对植物的认知。
而英国的维多利亚皇家植物园园长蒂姆·安特斯则提供了植物园在气候变化下如何保育的新思路———数据分析。据介绍，该园内植物物种都记录在数据库里，通过数据可以分析植物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的、可预知的气候环境下适不适合生长。此外，通过天气变化的数据，可大概预测未来90年悉尼的气候。蒂姆还在现场展示了一张图，根据数据预测，2090年悉尼的气候跟中国重庆的气候相似，于是他们通过分析目前重庆植物物种的保育情况，可以提前做好植物保育计划。
“在国内，大众对植物园的理解过于狭隘，植物园并不是只具有观赏及教育的作用。按照作用类型来划分，植物园可以分为四类，分别为观赏性植物园、保护型、研究型、教育型以及综合型植物园。每一类的植物园在其侧重功能上有所不同，因此其产出也不尽相同。”华南植物园园林部主任廖景平说。在他看来，现阶段我国的植物园对重要植物资源的发掘和利用依然不够，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植物园将进入科学植物园的阶段，其多样性将大大助推生物产业的发展，也会有更多的植物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筹建国家植物博物馆
早在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委就曾召开会议就支持云南昆明建设国家植物博物馆进行专题研究。为将国家植物博物馆建设成为国际顶尖、世界一流的大型植物博物馆，在第十九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期间，昆明市政府举行了项目推介会和国际专家咨询会，就中国国家植物博物馆项目的建设，问道国际植物学大会。
项目推介会邀请了参加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国内外嘉宾、中国科学院“三园两所”专家学者近400人参加。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首先介绍了昆明筹建中国国家植物博物馆的背景和设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为在昆明建设中国国家植物博物馆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云南立体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从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带的几乎所有植物品种，昆明四季如春的气候环境适宜植物生长和人类安居，为在昆明建设中国国家植物博物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导支持、国家顶级科研机构在昆的落地发展以及社会各界对植物资源研究、保护、开发的高度关注，为在昆明建设中国国家植物博物馆提供了政策、人才、舆论的多方支持。程连元表示，中国国家植物博物馆的筹建必将为同步建设的中国昆明大健康产业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两者将共同助力把昆明打造成为自然生态环境健康、健康产业发达、健康服务完善、健康品牌靓丽、健康文化鲜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健康之城”。
“把植物博物馆与大健康产业以及人类的未来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意、非常棒的理念。”美国密苏里植物园主任彼得·雷文用了两个“非常棒”作为开场白。他表示，植物博物馆应既有标本，也有活体植物，更是作为研究机构存在，但其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展示植物的美。可以借助一些设计师的设计，让植物以一种更美的姿态、以一种更加激励人心的方式展示在参观者面前。“这个博物馆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礼物，要让孩子知道理解为什么要爱植物，如何与植物共生，如果我们的后代能够真正明白除了人之外其他物种的重要性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地球、我们的世界会更加多元化、更加安全。”彼得·雷文说。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原主任许再富表示，当今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已经给包括植物在内的生物多样性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许多生物在地球上的消失比其在自然过程中的消失速度加快了1000倍，所以博物馆应该传播“抢救植物就是拯救人类本身”的理念。植物的科普教育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事情，需要抓住两个重点，第一不要只讲科学，不讲文化；第二就是博物馆要与旅游业结合才会具有生命力。
英国爱丁堡植物园主任，曾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史蒂文·布莱克莫表示，从世界范围来讲，专业植物博物馆或者是以植物为主题的博物馆数量十分稀少，如何建立一个有序的、高层次的植物博物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一个好的植物博物馆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看了以后，回去能够有所思：我学到了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怎样才能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