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家庭承包土地刚开始几年。陈东振家分的那18亩地，种着小麦、大豆和棉花。他所在的山西运城市平陆县槐下村，人们一辈又一辈，将希望寄托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运城紧邻黄河，地处汾渭平原，物产丰富。而祖祖辈辈埋头种地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北纬35°的地理位置，其实也是世界公认的苹果最佳生产带。
1985年，运城市在全市范围内鼓励大家在山坡地上种苹果树。也正是在那一年，陈东振结婚了，爱折腾的他想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于是决定先种上3亩苹果，看看效果。
效果出奇地好。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苹果都是稀缺货。“好卖到什么程度？不管你啥样的，没有包装、没有膜袋，拉出去一天就卖完了。”陈东振似乎很怀念那个年代的“卖方市场”。
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去细究苹果的品相、甜度、品种、口感，更不会考虑品牌、营销。市场的打击回馈很快就来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陈东振发现苹果不好卖了：“本地的人都跟着开始种苹果，种的人多了，收苹果的人来了也开始挑三拣四。”
市场倒逼着他们开始了第一次供给侧改革。那是1995年的5月20日，陈东振第一次给自己的幼果套上了袋。当时，一个袋子的价格赶上一斤苹果的价格了。可陈东振就想试一试：“听说套了袋，不仅能防冻，还能防虫，长出来的个儿还大。我就咬牙试着套了5000个苹果。别说，那年卖得可好了。”
陈东振得意地眨眨眼：“这叫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靠着先行一步，陈东振成了村里的苹果大户，自家的18亩地都种上了苹果。乡亲们时不时过来参观一下，陈东振心里除了那点“成就感”，还有了新的想法。
当时，仅在山西，吉县苹果代表的高海拔地区苹果就异军突起，而山东等地的苹果更是不断涌入市场。成了大家眼里的“大户”，陈东振自然想得要远一点：得“抱团取暖”，才能抵御冲击。
1999年，是陈东振搞苹果产业的又一个节点。这一年，他成立了平陆县第一个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初期只有7个人。
在陈东振看来，合作社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认识技术和市场。他掰着指头划拉起来：“那时候家家户户的苹果品种都不一样，上百种苹果到底哪种最有销路，大家都不清楚。那些年我们请县里、省里的技术员来培训，也跑到山西农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去学习上课。”
另一个乡镇的刘海军是在培训时认识陈东振的。他说：“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了解了整形修复、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治、肥水管理等几大板块，终于也成了‘土技术员’。我们回去再给合作社的人讲课，大家慢慢就学会了。”
“以前一亩地恨不得种得满满的，通过学习才知道要间伐，不是种得越多就越好。以前一亩地产上万斤苹果，现在有5000斤就很满意。”刘海军说。
到2010年，运城果农有了“精细化管理”“科学管理”的意识，越来越多的人靠着苹果走上了致富路。
如今，运城的苹果产业已经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2016年10月，运城苹果挺进南美市场，从此世界各大洲都能看到运城苹果的身影。同年，第一届运城国际果品交易博览会召开，成为山西对外交流的一张新名片；2017年11月，“运城苹果”成为区域公用品牌，助力当地果农“抱团”发展……
“现在，运城苹果年产量40亿公斤，出口国家和地区达到58个。每10个人吃的苹果中，就有一个产自运城。”运城市果业发展中心主任靳国全说。
在移动互联和国际化背景下，陈东振的合作社也发展到现在的230余户。规模的扩大，也让他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我们合作社的人，有10亩苹果地的，一年轻轻松松挣10多万元。”
产业在革新，苹果自身也在革新。“苹果摘袋后5天之内变红，我们在摘袋子后马上进行干预，贴上汉字或图案，在整体变红后再去掉贴纸。这样，苹果就会变成一个带图案的苹果。操作不费劲，但价格能翻番。”
他们也找到了一些新的销售渠道。“我们现在借助‘每日优鲜’‘淘宝’等平台进行销售，占合作社苹果产量的20%。我们的销售盒子上都印着二维码，可以追溯到生产地、生产合作社。”
11月1日，第三届山西（运城）国际果品交易博览会将拉开序幕。陈东振又开始忙碌起来，他琢磨着再下点儿力气宣传，“果博会”上一定可以再签几个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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